疫病奏报构成通例，清代文献中此类呈文数目很大。甘肃巡抚讲演雍正六年（1728）蒲月西宁等地“因雨水稍觉愆（qiān）期，疫疠风行，兵民皆有沾染。臣仰体皇上敬天勤民之至意，随行令布政使率同文武官弁，忠诚祈雨，一面配合太乙避瘟丹，广行施济。臣又配合祛疫丹茶，在宁散发。各营弁兵凡有传染者，三五日即皆痊愈”。（《朱批谕旨》卷49，《朱批莽古破奏折》）良多时候，不仅庶民疫情要上报，与出产亲密相干的牛畜疫情也是报告的内容。如乾隆三年三月，“四川巡抚硕色奏，四川牛疫，请酌借仓谷，为买牛之需。得旨，晓得了。牛疫之灾，川省每有，当思何以消弥方好”。
首先，各地呈现疫情，准则上必需及时上报中心。
清初以降，清廷亟于懂得、掌控地方实际情况，逐步造成、完美了机密奏事的奏折轨制，而处所官员因公出差或赴本地上任，按惯例须将沿途地方的气象、农业收获、物价及当地官员的官声等情况，及时奏报给天子。在任的地方官员，当然也须将所在地方情形上报中央。在这一类报告中，各地疫情是主要内容之一。许多时候，这种报告制度，成为官员的基础职责,香港特马资料，即康熙帝所说的，“督抚为地方大吏，凡水旱灾伤及疾疫之处，即应据实陈奏，屡有明旨”。（《清圣祖仁皇帝实录》）有时候，官员遇疫不报，朝廷也会下旨查问，如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玄月，谕令查问江南与浙江两地，“今年两省疾疫风行，国民伤毙甚众。虽该省督抚未经奏闻，而朕访知灾病之状，深用恻然”。乾隆元年（1736），下旨查问陕西灾疫，“又闻陕省亦不为大收之年，而且年疫盛行，汝等何无一言奏及耶。将此谕与查郎阿、刘于义并观之”。（《高傲宗纯皇帝实录》）
清代是中国流行疾疫多发的时代，仅《清史稿》记录，自顺治元年（1644）到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的228年中，即产生较大的疫情300次（《清史稿》卷40《灾异一》）。在对疾疫的应对中，清代并未形成制度性的规制，仅有商定俗成的惯例，有必定法则可循。本文仅就清王朝最高统治当局对疾疫的应答，作一点初步梳理,给真实可靠的答案、客观严谨的观点腾出空间。